拿什么應對“后人口紅利”時代

《理財周刊》：

剛剛過去的2012年，不是世界末日，但卻終結了中國的人口紅利時代。因為去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在相當長時期里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人口紅利拐點提前來臨，這標志著中國將逐漸進入勞動力短缺和勞動力價格大幅上漲的新的經濟發展階段，我們該如何來應對這樣一個新時代呢？

“過年前工廠里就走了30多號人，本來想用過完年再發一部分年終獎的法子來留人的，沒想到剛發了獎金，又有20多號人辭職了。現在只能再去人才市場招工，可這工真的越來越不好招了。”上海一家木材加工廠的張老板無奈地說道，“我也知道，現在上海物價越來越貴，房租也是年年上漲，兩三千元的工資的確已經沒有多少吸引力了，還不如回老家找活干。”

其實張老板的解釋只說對了一半。除了物價上漲帶來的生活壓力，沿海經濟發達城市普遍面臨的用工荒和漲薪潮的背后，更關鍵的原因在于我國的人口紅利時代已經結束了，劉易斯拐點悄然降臨。因此不光沿海經濟發達城市面臨用工荒和漲薪潮，中西部地區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人口紅利拐點提前來臨

國家統計局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相當長時期里第一次出現了絕對下降，比上年減少345萬人。此前大多數專家對人口紅利拐點出現時間的估算是2015年，而聯合國此前更是樂觀地預測這一時間點將在2017年前后才會到來，沒想到一直被看成屬于將來時態的人口紅利拐點這匹“狼”，真的已經“來了”。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對此表示，至少在2030年以前，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應該是穩步地、逐步地有所減少。而勞動人口的逐漸減少自然會導致用工荒和漲薪潮，這將給中國經濟帶來哪些影響呢？

瑞信亞洲區首席經濟師陶冬曾撰文指出，越過人口紅利拐點后，工資上漲將常態化，帶來通貨膨脹結構性上揚，中國將長期處于成本推動型通脹的高壓下，中烈度通脹可能會持續存在。同時勞工收入的快速上漲與政府宏觀調控對房價上漲的抑制效果相疊加，會使得中低端住房需求與家居改善需求大增。此外，漲薪潮會迫使越來越多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加大投資力度，使生產流程中機械化、自動化程度大幅提高。比如富士康已在全國暫停招工，今后3年內將大幅增加生產線上的加機器人數量。這也預示著中國作為龍頭及窗口的制造業垂直產業鏈將逐步瓦解，印度、越南、柬埔寨等許多尚處于人口紅利時期的發展中國家將逐漸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

 不過，劉易斯拐點離我們已經不遠了。聯合國測算，中國勞動力將于2017年進入負增長（人口于2032年進入負增長）。由于內需的迅速擴大，服務業的加速發展，以及城鎮化建設的全面鋪開，筆者預計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于2014年左右進入實質性短缺狀況。至2017年，勞工需求達到8.37億人，供應為8.19億人，就業市場凈短缺達到1760萬人，這個數目相當于美國現有勞工總數的11%，日本的25%，德國的41%。 就業市場的逆轉，對于中國經濟將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從宏觀上看，它意味著中國作為世界加工廠的黃金時代已開始褪色；中國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已差不多走到盡頭；中國長達7-8年的通縮時期，已徹底結束。從國際角度上看，制造業模式，可能面臨一次全面的調整；過去十年的全球低通脹，也會遭遇沖擊。 從投資角度，劉易斯拐點意味著什么？ 1、以過往新興國家的經歷看，劉易斯拐點之后，低端工資無一例外地會出現一次持續的飛漲，低端消費市場迅速擴張。這種情形肯定會在中國出現。 2、工資上漲常態化，帶來通貨膨脹結構性上揚。此輪通脹之后，CPI的回落估計有限，中烈度通脹可能持續存在。 3、低端住房需求與家居改善需求大增，不過這是一個與現有房地產市場不同的新市場，建材供應商、原材料供應商、家具供應商的受益程度料大過開發商。 4、加大投資力度，生產流程中機械化、自動化程度將明顯提高，設備制造業會受惠。這次生產線向內陸省份遷移，不僅是簡單的地理上的轉移，也伴隨著資本投入的加大。 5、外資結構出現變化

當務之急：產業升級

從產業結構上看，用工荒和漲薪潮首先沖擊的就是中國數量眾多、規模巨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毫不夸張地說，壓垮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偏重的稅負、不是人民幣升值、也不是融資難，而必定是企業主難以承受的人力成本持續上漲的壓力。因為過去30多年中，中國經濟的增長除少量依靠高端技術外，主要還是依靠低價使用本國低端技術和自然資源，尤其是持續投入大量本國廉價勞動力來實現的。這種主要依靠低價生產要素大量投入而實現的外延型經濟增長模式，反映出我國產業結構、產品和生產工藝的落后。如今人口紅利拐點提前到來，今后繼續依靠人口紅利實現這種粗放的外延型經濟增長模式將不再可行。因此，唯有將我國經濟從外延型增長向內涵型增長模式轉變，即通過產業結構升級、人力資本加速形成以及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才能夠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避免因為人口紅利的消失導致中國經濟的大幅度減速。

    與之相對應的是，隨著勞動人口數量的下降，中國必須要更加重視勞動者素質和技能的提升，使得市場上提供的勞動力，與產業升級后企業所需要的具有更高技能要求的崗位相匹配。在這個過程中，不但勞動者自身要加強就業后的二次技能培訓和學習，提高自己在就業市場中談判的砝碼，作為政府也應該繼續加大公共財政對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對職業技能教育的投入，使教育投入占GDP 比重在2012年首次實現4%目標的基礎上繼續保持上升，從而提高勞動力質量和水平，滿足產業升級后的勞動力市場需求。

長久之計：人口政策適度調整

但從更長遠的視角看，人口紅利拐點的提前到來也預示著中國老齡化危機的加速來臨，這就給中國執行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最近中國社科院發布了2013年《中國計劃生育法治狀況》報告，關于計劃生育法治今后的改進方向，報告建議，隨著硬性配額與指標及相應強制性手段的消除，公民獲得真正自主行使生育權的機會，社會撫養費制度和有關行政處分機制在未來亦應逐步取消。報告表示，這一主張基于對未來的社會發展預期，認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很可能向歐美國家趨近，家庭的發展模式、生育意愿和生育率也將有類似改變，一個明顯的例證即當前育齡人群的生育意愿相對一二十年前已出現明顯下降。

事實上，近年來隨著中國老齡化的日趨嚴重，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呼吁盡快修改計劃生育政策，“放開二胎”、“取消超生罰款”的呼聲屢見不鮮，甚至還有專家提出應該在政策上適當鼓勵高收入、高學歷家庭生育第二胎。在當下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適度調整，雖然已無法改變未來20年內中國勞動人口占比和絕對值逐漸下降的趨勢，但卻為2030年后，中國避免陷入當前的“日本式衰退”提供了必要的勞動力保障。

另辟蹊徑：深入挖掘改革紅利

在過去30多年中，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有四大紅利——人口紅利、經濟全球化紅利、互聯網革命帶來的技術紅利以及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體制紅利。知名時事評論家石齊平先生對記者表示，如今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已經成了不可逆轉的現實，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浪潮襲來，全球化紅利也在快速衰退中。與此同時，互聯網革命后，至今還沒有出現新的具有同等能量的生產力革命。也就是說，過去30多年中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四大紅利中，有三個今后將很難再形成支撐作用。相比之下，唯有改革紅利是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并且還大有挖掘空間的。“因此今后中國經濟如果想要繼續保持高增長態勢，最有效也是迫切要做的就是堅持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繼續挖掘改革紅利。只有這樣，中國經濟在未來才有可能繼續保持強大的發展潛力。”石齊平說道。

簡而言之，如果人口政策能夠得到適當調整，勞動者的競爭力能夠得到有效提高，整體經濟結構能夠成功轉型升級，政治經濟體制改革能夠繼續深入下去，那么今后中國才能比較從容地應對“后人口紅利”時代的巨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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